抵制、下架、刷一星，她摊上事了！ -

华语影视圈，又有人塌房了。

这次是一位大导演。

她的名字你可能不记得，但她的作品你大概率看过。

她就是张婉婷（不是《再见爱人》那位）。

代表作《岁月神偷》《秋天的童话》《玻璃之城》。

张婉婷、罗启锐夫妇在拍摄《岁月神偷》

最近，张婉婷摊上事了。

她十年磨一剑的新片《给十九岁的我》，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抵制。

刚公映4天，就被迫下映，成了禁片。

豆瓣涌入大量一星差评。

「恶心」「骗子」「垃圾」

开分9+，现在即将跌破8分。

刚刚落幕的金像奖，也因为将最佳影片颁给了此片，而遭痛批为「史上最耻辱的一届」。

曾经的顶级导演，如今被钉上了耻辱柱。

冤吗？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今天鱼叔就来拆解一下这场争议。

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是一部纪录片。

它围绕英华女校展开。

这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中学。

李嘉诚的夫人庄月明，已故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，「玄学天后」麦玲玲，都曾在此就读。

2011年，英华女校迎来了一件大事。

要在旧址重建新的校舍。

为此，全校师生暂时搬往深水埗校舍三年，等待新校舍修好再搬回。

时任校长决定制作一部纪录片，记下学校的历史时刻。

英华老校友张婉婷，成为执导这个项目的不二之选。

校方和拍摄团队在一年级学生中选出六名被拍摄者：

阿雀、阿聆、阿佘、「香港小姐」、Madam、马燕茹。

原始构想中，学生们的成长将作为线索，勾连起新老校舍的变迁。

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新校舍的工期一再拖延，直到她们毕业都没有重返旧址。

张婉婷的摄影机没有停，顺着六位女生中学毕业之后拍了下去，陆陆续续拍了十年。

主线不再是校舍，而扩大至整个香港社会十年间的变化。

这也是预告片中的一句话：

「见证少女成长，共度社会变迁」

2021年12月，正片于校内首映。

未曾想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打响。

阿聆表示，首次看完电影，就感到恐惧。

学校的心理医生也给出专业建议，「以她的状态，电影不适合公映」。

背后原因不难理解。

她们的隐私，在镜头前无心说出的玩笑话，甚至是青春期不成熟的政治立场，都很可能随着影片的火爆公映而影响她们的前途。

尤其是现在这个热衷于以偏概全、断章取义的言论环境。

如果她们昔日的不成熟言论被某些观众无限放大，那么「今日的她们」势必会被「昨日的她们」吞噬得一干二净。

然而，片方以「已通过电检」为由，拒绝删去阿聆的片段。

不顾她的反对，依旧让全片参与各种展映，直到最后在香港公映。

影片上映两天后，忍无可忍的阿聆向某杂志寄出「万言书」，控诉片方的恶劣行径与校方的纵容。

信中她提到，片方说一套做一套，与校方合谋侵害学生利益。

尽管张婉婷表示，被拍者可以随时选择退出。

但事实上，多年来只有一名学生「由中一哭到中五，哭到全级都知道她根本不愿拍摄」，最后才能在中五时退出拍摄。

阿聆强调，学校起初没有提过本片会公开放映，只用于校内放映、制作DVD以筹款。

她由始至终都不同意公开放映。

至此，学生与片方、校方的纠纷，正式进入了公众视野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一位接一位被拍者，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适。

阿佘接受《明周》的采访时提到，片中有部分镜头属于未经同意的偷拍。

并直言导演的旁白「加多了主观想法」。

比如，跟拍到阿聆某次幼稚、不成熟的一面，导演会在旁白中直接评论其「刁蛮任性」，把一件小事无限放大。

这自然会引起被拍者的不满情绪。

把一部纪录片按着自己的意愿「戏剧化」，这显然是有违纪录片伦理的，同时也是对被拍摄者极大的不尊重。

此外，本片的「同意书」也引起了很大争议。

当年，因为主角们都未成年，所以她们父母作为监护人签下第一份拍摄同意书。

在影片上映前，她们需要签「同意公映」的第二份同意书。

主角之一的「香港小姐」表示，她被片方连哄带骗称「其他人都已签过」，而实际上阿聆并未签过。

侵犯隐私，欺骗撒谎，知错不改……

一系列操作，惊呆了广大网友。

影片口碑犹如坐过山车一般不断下滑，终于在上映四天后紧急撤片。

英华女校单方面宣布，退出金像奖最佳影片的争夺。

本以为这电影就这样凉了。

哪知还有个深水炸弹。

4月16日，本届金像奖竟然把最佳电影颁给了这部「禁片」。

之前暂时搁置的争议直接迎来了大爆发，瞬间点燃了网民的情绪。

本片联合导演郭伟伦的拱火发言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「创作者们不要因为这件事就不拍纪录片了，我们要先拍、先剪，先上了再说」

并表示还要争取本片冲向全宇宙，让更多观众看到。

一时间「不要脸」三个字刷爆社交网络。

本片连带金像奖一起，被钉上了耻辱柱。

回顾整个事件，鱼叔感到非常可惜。

但不是因为电影被禁映了。

而是因为所有的伤害，本来都可以避免。

事情恶化到如今的地步，片方、校方、金像奖组委会，都难辞其咎。

首当其冲的，当然是导演张婉婷。

《给十九岁的我》关于侵犯隐私的争议，其实有迹可循。

在采访中，张婉婷不止一次提到过，为了实现拍摄，自己时而会用一些不正规的方法。

比如，为了进入亚洲单车锦标赛比赛场馆做采访，她向工作人员谎称纪录片团队是有许可证的记者。

以前在美国拍片时，还伪造过市长签名……

这种「冒险」拍法，一次又一次换来了「精彩的」素材。

甚至多年后，对她来说依然是一个炫耀的资本。

可以说，张婉婷心里没有专业纪录片工作者的那根弦。

她理所当然地认为，为了拍摄可以逾越一些界线。

因而才不惜用偷拍的方式，把女孩们的生活变成一出「楚门的世界」。

这对于被拍摄者当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张婉婷的职业生涯中，一直有对纪录片边界的探索。

2003年，她受成龙之邀，拍摄了关于他父亲的纪录片《龙的深处——失落的拼图》。

后来她将其改编成了剧情片《三城记》。

无独有偶。

2013年，她在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拍摄期间，还拍了一部剧情短片《深蓝》。

直接改编自纪录片中阿聆的人生故事，并由阿聆和她的弟弟主演。

张婉婷这一招可谓是「一鱼两吃」。

纪录片、剧情片，我全都要。

如果说以前她还会把两个片种刻意分开，那么在《给十九岁的我》中，她似乎已经不在意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分界线了。

不仅亲自担任旁白解说，还要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加入大量的主观评论，

使得本片直接变成了一部「虚假的纪录片」：用戏剧性的手法，伪造不存在的事实。

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纪录片伦理的。

可笑的是，联合导演郭伟伦反而倒打一耙，暗指创作者才是受害者：

「这次教训，让我知道了要怎样保护创作人，希望大家之后都能光明正大地拍戏」

毫无反思和悔意。

颁奖礼的氛围，很容易让创作人陶醉于自我感动中。

殊不知，拿起镜头的他们，已经拥有了足够大的权力。

在他们对面的被拍摄者，才是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。

再看看英华女校，在整件事当中也是失职的。

一方面，没有和摄制组沟通好，抑或有意隐瞒，让女孩们误以为本片仅作校内放映用途。

另一方面，在阿聆等人表示困扰时，校方并没有在维权当中起到积极作用。

反倒是在电影拿奖后，光速登出了一则声明，「诚意道歉」。

不过，道歉的对象不是女孩们，而是金像奖组委会。

因为校方「没有派代表出席颁奖礼」。

结尾再次声明，拍摄中不存在强迫或偷拍。

总之就是甩锅的态度。

最后，金像奖的问题就更大了。

由于评奖规则设置，所有符合上映时间、场次要求的电影便自动获得参选资格。

虽然英华女校宣布退选，但金像奖方面仍保留了它的资格。

主席尔冬升表示，金像奖方面没有立场，评奖不应受外界风波影响。

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。

但从现场视频来看，由于《给十九岁的我》版权隶属于英华女校，所以校方宣布退选之后，大屏幕甚至都无法播放影片片段。

那鱼叔就不得不质疑一嘴：

评委是怎么看到的原片呢？

须知，金像奖投票分两轮，第一轮由大众选民及第一轮专业评审选出提名名单。

第二轮则由第二轮专业评审团、14个专业协会会员选出得奖名单。

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撤映、退选，是发生在第一轮结束后。

也就是说，片方不可以像其它参选片那样，专门为第二轮评审提供看片机会。

除非二轮评委早就在展映和短暂的公映时看过，否则根本无从看到原片。

然而，这种情况之下，本片依然拿到了头等大奖。

不排除一些评委是「盲投」出来的，或者，片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在宣布退选后还偷偷给评委看了片。

这对其他入围影片显然也是不公平的。

更不用说，表彰一部有悖专业道德的影片，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，也相当于是在鼓励这种行为。

最讽刺的是。

金像奖把最佳影片，颁给了一部不能再公开播映、大众根本看不到的电影。

堪称影史级别的玩笑。

不难发现，整个事件中，双方态度差异十分明显。

女孩们愤怒，委屈，不断维权发声。

而导演、校方、金像奖，则只是重复着一套不痛不痒的公关话术。‍‍‍

难道这么多专业人士，真的都觉得电影的拍摄制作毫无问题？

倒也未必。

或许，就是出于一种艺术至上的认知：

为了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，有些东西没有那么重要，是可以牺牲的。

无论是张婉婷耗上十年心力，还是金像奖被口水淹没也要维护此片。

都可以看出她们渴望成就一部杰作的野心和决心。

作品的品质是否要以剥削「人」为代价，这历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徐童的《麦收》，就曾因未得到拍摄者允许，遭到抵制。

当时，也有不少影迷、专业人士为其说话。

认为这部纪录片可以让大家看到内地性工作者们的现实状况，不该被禁。

双方似乎都有道理。

在艺术面前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艺术背后的代价。

而在抽象的人性面前，我们也容易忽视具体的人。

放到剧情片当中，这个冲突就更强烈了。

希区柯克曾说过：「演员是牲口」。

许多你我钟意的影史经典，实际上都是以剥削演员为代价的。

说起大名鼎鼎的《闪灵》，无论是不是影迷都能会心一笑。

它早已成了亚文化的标杆级作品。

但是对于参演的女主角来说，本片的拍摄却是一场噩梦。

为了拍出女主角在幽闭环境下的绝望与恐惧

导演库布里克直接让全剧组的人孤立她，还会不时谩骂、贬损她。

甚至用同一个镜头重复拍摄几十条的方法来消磨她的精气神，以释放出导演想要的，混合着疲惫、惊惧、歇斯底里的疯癫状态。

她看着杰克用斧头砸门的经典场景，真的是用生命演出来的。

另一桩影史公案更加出名。

在《巴黎的最后探戈》拍摄片场，主演马龙·白兰度和导演贝托鲁奇「合谋」。

在事先未知会女主角的前提下，在性侵的戏份中，增加了用黄油当润滑剂的细节。

女主角在正片中一切的惊恐反应都是真实的。

她事后回忆说：

「马龙并没有真的强奸我，但我真的流泪了」

当然，两位女演员受到的伤害更为直观、残酷。

但根本上，和英华女校的女孩们是相同的。

为了成就一部杰作，她们都被迫牺牲了个体的利益，将身体、隐私割让给了创作者。

但这真的是唯一的解法吗？

鱼叔讲两个正面例子。

一个是林克莱特导演的《少年时代》。

本片从2002到2013，历时12年，记录了一个小男孩从6岁到18岁的成长历程。

设定与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但却是一部实打实的剧情片。

正像阿聆提到，张婉婷请她出演短片，她并不会感到隐私受到侵犯。

因为说到底那是一部剧情片。

相同的结构、相同的拍法，虚构比真实更尊重被拍摄者。

而且故事情节、人物关系的虚构，也并不妨碍影片的感人程度。

因为导演和演员们真实拍了12年。

当观众看到结尾，孩子越长越高，父母的脸上的皮肤越来越松弛时候，依然可以感受到时间摧枯拉朽的力量。

一部「真实的剧情片」，与一部「虚假的纪录片」，孰高孰低？

答案不言自明。

另一个例子，是《人生七年》系列。

节目组每隔七年，邀请被拍者进行一次对话，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转变。

以对话的方式，呈现的不是创作者对观众的单向输出，而是创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双向互动。

所以我们能看到，被拍者在回答一些问题时，会提出自己的质疑：

你这么问我，是不是存在诱导性，会引导观众的想法？

这也不失为一种避免创作者单方面操纵的方法。

所以说。

创作者在面临两难选择时，还是会想到突出重围的办法。

而自私的创作者则只会喊「先拍、先剪，上了再说」，完全不顾后果。

我们当然应该为电影的艺术价值叫好。

但「艺术」和「人」，本来就不是相悖的。

鱼叔相信，一个有才能的创作者，自能找到权宜之计。

那个视「演员为牲口」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以艺术为名的遮羞布，也该摘下来了。

全文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