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姥姥的外孙》为什么能戳中东亚观众的泪点? -
8月23号,由泰国引进的高口碑之作《姥姥的外孙》在国内上映。该片是泰国2024年的票房冠军,也是泰国影史上第五部全球票房破10亿泰铢的影片。电影凭借“东亚家庭图鉴”的温情叙事,也收获了国内观众的一致好评,豆瓣评分高达9.0分。
除此之外,今年还有多部表现东亚家庭面貌的电影上映,尤其集中在暑期档尾声。例如由顾长卫导演、葛优和王俊凯主演的《刺猬》,沈腾和马丽的喜剧新作《抓娃娃》,以及今年四月份上映的《年少日记》等,都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东亚家庭内部关系,丰富了家庭影像的现实表达。
不同切口
刻画多样的东亚家庭面貌
纵观上述影片,创作者从亲情与金钱的较量、家庭教育问题、心理问题等不同的视角切入,为观众描绘了多样的东亚家庭面貌。
由帕特·波尼蒂帕特执导的《姥姥的外孙》,从亲情与金钱较量的问题切入故事,展现了一个泰国华裔大家庭的相处状态。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阿安,在看到自己的堂妹因为照顾老人而继承房产后,便开始效仿堂妹的行为,想通过“孝顺”姥姥以获得房产,最终在金钱和亲情之间做选择的故事。
“遗产争夺”的设定在国产故事中并不稀奇,难得的是,《姥姥的外孙》将情感冲突集中在祖孙之间,并透过这一隔代关系,把孤身老人的生活状态、华裔家庭的信仰习惯、赡养老人的角色分工等家庭问题融入其中,让面临类似问题的东亚观众有感同身受的体验。
由沈腾和马丽主演的《抓娃娃》,片如其名,电影从孩子的教育问题入手,戏剧性地打造了一个“富人装穷人”的荒诞家庭世界。家财万贯的马家本着“吃苦方能成才”的原则,将小儿子马继业放置在亲手打造的楚门世界里,用安排好的剧本和角色,引领着孩子朝着父母想要的方向发展。
同样从教育问题切入表现东亚家庭的还有《年少日记》,片中父母对孩子成绩的极端追求、对孩子心理问题的忽视以及家人之间的暴力与冷漠等,导致了哥哥郑有杰的死亡悲剧,影片刻画了一位严厉冷漠、威严固执的东亚父亲形象,并从中映射出香港中产精英家庭的畸形现状。
解构与共鸣
“东亚”背后的现实写照
《姥姥的外孙》围绕三代同堂的泰国华人家庭展开,片中有大量中式元素和华人文化印记,在宣传上也与“东亚家庭”紧紧绑定。这些聚焦在家庭空间的电影能够凭借“中式”“东亚”等标签得到大众的情感认同,在于电影映射了某种普遍的社会现状。
一方面,影片对东亚式亲缘关系复杂性、矛盾性进行了深度剖析。亲情在东方传统意义上是血缘纽带之间的温情,但《姥姥的外孙》选择将表面和谐的“亲情面具”撕碎,让“养儿不防老”“遗产争夺”等现实问题摆到明面上。比如电影中年轻人对老年人的陪伴不完全是出于真情实感;姥姥期待儿孙尽孝,但如何分配遗产早已暗自做好决定。这些真实的东亚家庭生态写照,令观众从中窥见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。
《抓娃娃》用喜剧包裹严肃话题,用荒诞解构“中式亲情”。片中父母打着“为你好”的旗号,实则是在操控孩子人生,中国式父母的“以爱之名”被形容为“恐怖”,在上映后得到了“中式恐怖片”的称号,足以看出大众对电影中“操控型”家庭关系的感同身受。
另一方面,电影呈现了东亚亲缘关系的含蓄性。例如《姥姥的外孙》中,姥姥没有直接告诉阿安为他种下石榴树、为他存款,而是用一种含蓄的、默默付出的方式,表达着祖母的爱意;《抓娃娃》当中,马成钢向儿子马继业表达歉意的方式是用一句“晚上还回不回家吃饭了”;《刺猬》里,行动不便的王战团跑到高处遥送女儿出嫁,简单的几句祝福语和强忍泪水时的颤抖,将一位不善言辞的中国式父亲表演得淋漓尽致,让人很难不动容。
再者,对东亚家庭中女性困境的呈现,也在这类电影中得到了凸显。例如《姥姥的外孙》中,明明在照顾老人方面出力最多的是女儿,但最终继承财产的却是儿子,这样“不公平的爱”发生在阿安的姥姥和妈妈两代女性身上,也让电影中那句“儿子继承遗产,女儿继承癌症”的调侃,显得既戏谑又现实;《刺猬》的上映也在豆瓣引起了一个关于“《刺猬》里被家庭生活‘卡住’的东亚女人们”的热门话题讨论,网友们认为周正的妈妈和大姑都是被“贤妻良母”的“好女人”定义所“卡住”的东亚女性。电影所引申出来的探讨,让东亚家庭中的女性困境从另一个角度被看见。
呼声和期待
观众喜好的晴雨表
展现“东亚家庭”的电影往往在票房、口碑、话题等层面上有突出表现,例如《抓娃娃》取得了高票房,《姥姥的外孙》《年少日记》在评分上十分出色,《刺猬》作为一部文艺片也引起了广泛的话题讨论。综合其市场表现和观众反馈,可以挖掘出观众对东亚家庭影像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要求。
其一,对人性复杂度的有效拿捏,是影片被观众认可的关键。在注重情感轨迹的家庭影像中,人物形象是否丰满,这一点尤为重要。例如《姥姥的外孙》中,外孙阿安看起来唯利是图,但也尊重生命、懂得感恩。因为照顾姥姥得不到房产回报,他会痛恨;面对姥姥的真心,他也会挣扎。这种从假意到真情的人物孤光,正是角色的魅力所在。
而周末盛装迎接孩子却落空、只想要一块坟地却被哥哥驱逐的姥姥在前期似乎是一个“完美受害者”;但她又陷入重男轻女的闭环中,在儿子、女儿和外孙的财产分配上,既有偏心更有无奈。一个并不完美的人物设定,才让角色成为现实的“人”,从而走进观众内心。
同样,《年少日记》的动人之处也在于角色刻画足够丰满。电影中的弟弟郑有俊,既是哥哥自杀的冷漠助力者;同时和哥哥一样,是冷漠大家庭的受害者,面对新生活既有憧憬,更缺少勇气。这一人物内心的复杂呈现,带来一种强烈的反思氛围,引发观众共鸣。
其二,在东亚家庭影像中,相比于和谐圆满的故事呈现,遗憾的叙事更能够被观众记住。
例如在《刺猬》中,男主周正考上大学离家,奶奶虽然万般不舍,但为了孙子可以脱离原生家庭的苦海,所以告诉他“能走多远走多远”。当周正事业有成后回到家,见到的却只有奶奶的遗像了。奶奶和孙子之间的遗憾,是电影最柔软的一刀,扎进了观众心里。
在《姥姥的外孙》中,姥姥一直想要一块豪华的百万墓地,可面对冷漠的哥哥、欠债败家的儿子和其他对房产虎视眈眈的人,老人对此已经不抱希望,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也没有得到家人对这一愿望的回应。虽然在死后,外孙完成了姥姥的心愿,但姥姥已经看不到了。这种遗憾的留白,在让观众感受到亲情光辉的同时,也给世人留下沉思的空间。
家庭一直是东亚社会老生常谈的话题,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话题。在日益激烈的电影市场中,关于东亚家庭的影像故事,凭借多元的视角、多样的风格以及对现实家庭问题的直面剖析,依旧在观众心里有不可替代的位置。在未来,期待更多有关东亚家庭的影片涌现出来,在丰富电影市场的同时,跟现实话题有更多的互动,启发观众在亲情、人性等方面产生新的思考。